全面推动我国制造业

由大到强的“质变”

李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做出系统性谋划，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发展、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已然成势，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对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需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核心能力，补齐短板弱项，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体系现代化升级，全面推动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质变”。

一、深刻认识“十五五”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典型国家工业化的经验规律来看，一国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就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先上升再逐步降低至稳定的过程。然而，在这一“量变”背后的“质变”经常被忽视，那就是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比重可能保持稳定甚至不降反升，并通过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持续扮演国家经济竞争力与创新引擎的核心角色。2024年我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在1.3万美元左右，要实现203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远景目标（预计届时人均GDP需要达到2.5万～3.5万美元），我国人均GDP要在现有基础上实现翻番。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还是要靠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产业升级，加快制造业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主要依靠规模和数量增长的状态，向知识和技术密集、高附加值，主要依靠创新和质量效益升级的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与新一轮工业革命形成历史性交汇，更加需要主动拥抱和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加快培育壮大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以制造业深刻的自我革新，解决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物质技术基础。图为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组委会供图

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全球竞争看，不同国家会根据全球竞争格局、自身资源禀赋和动态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主动选择其制造业在全球的“生态位”。例如，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后基本上进入了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阶段，2024年，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0%和8%；韩国、日本、德国均已是高收入国家，但至今保持相对较高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22%、21.5%和18%，这三国同时也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出口国家。制造业是我国的竞争优势领域，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为24.6%，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已接近30%。近年来，地缘政治因素和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安全担忧正在对全球产供链产生重构性影响，相关国家更加注重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主导权的竞争，强调构筑本土化生态。考虑到贸易摩擦和主动的全球化布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出海进程可能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保持强大而有韧性的国内制造业基础，更好统筹“走出去”“留下来”和“升上去”，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体系化能力和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势，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从工业革命的演进机制和深远影响看，每一次工业革命引致的“创造性破坏”效应不仅开启了新的经济增长周期，还带来了原有产业体系中主导支柱产业的更迭，生产方式和组织逻辑的“质变”，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格局重构。无论是对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还是对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主动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推动本国制造业的“质变”不是选择题，而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必答题。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与新一轮工业革命形成历史性交汇，更加需要主动拥抱和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加速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的智能化与绿色化发展、产业组织的网络化与协同化发展、产业形态的生态化与融合化发展；加速释放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动能；加快培育壮大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及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以制造业体系化变革重塑，解决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物质技术基础。

二、如何理解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质变”

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强”，是体现在制造业核心能力、发展范式与体系结构等根本性与深层次运行逻辑的强大与先进。它源于制造业体系内在创新所驱动的生产函数重构与生产力质变，并以此为基础，锻造出持续的创新主导力、卓越的价值创造力与系统性竞争优势。这种深层次的范式革命，将不仅支撑经济社会在更高水平上稳健运行，更从根本上重塑我国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地位。

核心能力方面，深层次的范式变革意味着不仅拥有一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能成功实现向技术密集型复杂产品（如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光刻机、高精密仪器、先进材料等）的大规模、高稳定性自主制造的跨越，同时培育一流的工业设计、标准和质量管理、国际品牌、技术服务与全球运营等综合软实力。发展范式方面，意味着从以传统能源资源规模化投入为主的外延式增长模式，成功转向了创新起主导作用，更多依靠技术进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知识和数据等新要素驱动，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为根本特征的内涵式增长模式。例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链条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绿色化与精益制造成为普遍实践，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服务型制造）成为主导模式。体系结构方面，具备了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的特征。例如，即使在动态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和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仍然能够保持大国经济必备的国家安全战略性领域和国计民生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的刚性需求；能够为满足需求升级持续不断提供高质量的供给，并以新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传统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的同时，在代表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更多新兴领域培育形成领先的竞争优势等。

“十四五”时期，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由大变强取得显著进展，在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前十分来之不易。制造业“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2020－2024年制造业增加值从26.6万亿元增长到了33.6万亿元。技术创新、数字化和绿色化成为制造业增长的新引擎，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从2020年的71.5%、51.1%提高至2024年的82.0%、64.6%；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高了20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的能耗不断降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0－2024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分别为7.9%和8.7%，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提升到34.6%和16.3%；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创新药等新动能加速涌现。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制造业由大变强仍然面临一些关键制约和挑战。整体来看，制造企业研发投入普遍偏低，正向设计和原始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仍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产业基础薄弱问题有所缓解，但工业母机、EUV光刻机、核心工业软件、高端仪器等一些关键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仍有待突破；同质化发展和“内卷式”竞争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支撑高质量国内经济循环，带动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提升的能力仍需加强。领军企业国际化能力和中国制造的质量、品牌影响力仍需培育提升。“十五五”时期，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推动制造业在多个维度上实现质变突破。

三、“十五五”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相关建议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十五五”是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

（一）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对高质量国内经济循环的支撑能力

一是围绕畅通高质量国民经济循环，提升制造业高质量供给能力。既要重视支持国内尚难以满足的高端产品和装备攻关，也要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重视食品、医药、轻工、纺织服装等民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满足消费者对健康、安全、品质、品牌越来越高的要求。引导经营主体积极发展面向健康、养老、文化、体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的制造产品和装备。

二是促进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梯度发展。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升级”；推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生态化规模化发展，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加大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等未来产业早期投入，开放高质量应用场景，加速技术迭代成熟和大规模商业化落地。

三是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有序推动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破除区域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和无序竞争，降低转移的制度性成本。支持各地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要支持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高端芯片、核心软件等不同领域的攻关任务，积极参与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决定性突破和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图为东湖高新区企业华工科技工程师正在做芯片检测。东湖高新区供图

（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基础能力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一是搭建融合平台，夯实创新基础。高水平建设布局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制造业中试平台，这些平台应致力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和前沿共性技术创新，并重点强化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薄弱环节，整合对接产学研和用户资源，使之真正成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长期稳定支撑。

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激发融合活力。加强制造业创新类平台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任务对接，加强其与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协同。对前沿交叉领域或技术复杂度高，链条较长的攻关任务可开展联合研究或采取揭榜挂帅机制，面向全社会征集解决方案。

三是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支持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高端芯片、核心软件、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不同领域的攻关任务，积极参与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决定性突破和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三）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发展模式转型

一是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及与制造业的融合应用，推动其广泛融入制造业基础研究、创新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营销服务的全流程，推动其在与各领域融合应用中，为制造业创新发展赋能。优化算力资源布局，协调构建行业高质量数据集。

二是通过专项资金、用户补贴、低息贷款等多种政策方式，支持制造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转型。

三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通过增加生产性服务等要素投入，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设计、按需定制、服务增值能力，向高端化、高附加值发展。

（四）提升大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和国际化能力，培育富有活力的产业生态

一是打造企业“雁阵”梯队和“航母舰队”。既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也要大力促进那些掌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形成大企业“头雁”领航、中小企业“群雁”齐飞的生态协同能力。

二是持续破除阻碍企业兼并重组的行政和保护主义壁垒，支持优质企业牵头开展产业链纵向垂直整合、交叉持股和多种形式的创新合作。

三是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将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促进海外投资对国内零部件和中间品出口形成带动效应。

四是支持跨境电商、信息技术、物流服务、跨境结算、财税合规等生产性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配合出海，探索设立制造业出海创新券，支持企业集中采购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碳足迹核算、ESG咨询等新型高端专业服务。

（五）完善有利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文化环境

一是加强面向制造强国建设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破除编制、身份等对人才流动的隐性限制，让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能够更自由地流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权益分配和激励政策，提高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动力。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融入职业教育和企业培训体系。

二是推动落实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一揽子政策。完善国家创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耐心资本稳定支持的未来产业前瞻孵化机制。

三是强化制造业质量、能耗、环保、安全、技术标准对高质量发展的倒逼机制，实施标杆引领奖励计划；探索试点重点领域产品质量分级制度，鼓励优质优价，推动企业由“向内卷价格”转向“向上卷质量”。

四是完善和推广“新八级工”制度，落实国家已出台的薪酬分配向一线和关键岗位倾斜政策，引导各地建立健全与技能等级挂钩的薪酬体系，并推动相关政策在民营和中小企业中落地生根。打通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管理岗位之间的横向贯通渠道，增强制造业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