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网与国运、企运
人口红利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名头。然而近年来，人口红利消失已是无需争议的共识。这首先是由于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1960-1970年，我国第一波生育高峰造成了劳动力数量的充裕。劳动力买方市场下，人力成本低廉。
而近年来，生育制度、高效扩招等原因，我国劳动力供给持续减少，带来了企业成本的持续上升。据《2018年中国制造业产业研究报告》，截至2018年，中国制造业员工的平均年薪达到了59470元，相比1978年的597元增长了98倍。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有29年制造业员工的年薪增长率超过了同年GDP增长率。
人力成本持续上涨，而机器成本却在不断下降。在部分制造业发达地区，用工成本已接近工业机器人成本。蓝领招聘平台“我的打工网”公开招聘数据显示，在长三角地区，一线制造业工人的时薪在16-20元之间。而目前市场上较有代表性的20kg级六自由度通用类关节工业机器人，其单位小时成本为18.14元。

成本是制造企业的生命线。用成本越来越低廉、性能越来越优异的工业机器人代替越来越贵的人力，是制造企业生存下去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关乎企业生存。于国家而言，工业互联网甚至关乎国运。
从1960年开始，全球总计有101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至今仅有日本、美国等13个国家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余的要么降至低收入水平，要么止步不前。
而成功跨越者都有一个特点——实现了产业升级。
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日本。20世纪70年代，在政府主导下，日本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美国的跨越，也得益于美国政府主导下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基础之上的产业升级。而大多数没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统一的特征就是缺乏强大的制造业。当下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约为20%，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35%的水平。以苹果手机为例。作为苹果手机的组装基地，每生产一部我国获取到的利润仅为总利润的3.63%，而美国企业获取的利润高达50%，日本、韩国企业分别获取30%、10%以上的利润。
因此如果在这一轮新兴技术浪潮中，中国不能顺势实现产业升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将”是大概率事件。
而纵观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巴西里约热内卢8成以上的城市人口仍居住在贫民窟中；马来西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毒品肆意横流；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树立为“现代化样板”的阿根廷，也因产业升级失败导致国家经济几度濒临崩溃。个人之命运深深根植于企业、国家的发展之中。工业互联网在无形中影响着每个人。
疫情加速“新基建”
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卡洛塔·佩雷斯在其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将人类工业革命的发展史用一句话概括，“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础设施，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他认为人类历史至今共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机械动力时代，蒸汽和铁路时代，钢铁、电力的重工业时代，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信息和远程通信时代，接下来是智能时代。而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真正爆发，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先行条件。
机械动力时代，运河和水利涡轮的建设之后，才诞生了机械化的棉纺织业，进而出现了借助机器生产的工厂；
蒸汽和铁路时代，铁路、港口、煤气的建设和完善，催生了蒸汽机、铁路、铁矿和煤矿，进而催生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市场；
钢铁、电力的重工业时代，电话、电报、电灯，世界范围内的钢制轮船和钢制铁轨，使得钢铁等重工业、电力产业成型；
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公路、机场、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催生汽车、飞机，以及家用电器等产业的成型，也促进了生产、社会领域的变革，如流水线、大众市场、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等；
信息和远程通信时代，互联网是最大的基础设施，催生了计算机、软硬件、消费互联网等产业，也使得经济范式从金字塔式到网络化。
因此在当下阶段，工业互联网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就具体体现为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